文｜劉志剛

1979 年的維也納新年音樂會被認為是一個分水嶺，無論是音樂上還是技術上。

那一年是博斯可夫斯基（Willi Boskovsky）最後一次領導這個音樂會，同時也是 Decca 唱片公司技術的里程碑：他們發行的第一個數碼錄音，兼且是音樂會現場實况。

然而年代久遠，連 Decca 公司裏的人都忘記了他們有一盤 1/4 吋模擬錄音母盤「壓倉」：同一個音樂會的。

先來一點歷史

Decca 第一個維也納新年音樂會錄音是 1975 年。那年，日本哥倫比亞公司（也就是 Denon）已經出版數碼錄音 LP 了；儘管他們的錄音機衹是 14bit。Decca 在實驗用錄影機做數碼錄音，1978 年出現了突破：他們已經可以做到 18bit/48kHz 的 resolution，比後來公佈的 Red Book CD 標準要高。那一年的 12 月，他們首次運用它，在 Sofiensaal 幫杜南伊和維也納愛樂樂團錄孟德爾遜的〈意大利〉交響曲。月底，這套機器就給搬往黃金大廳，準備錄新年音樂會了。

當年的副監製 Andrew Cornall 記得，當年那些錄音傢生實在不可靠；所以一定要做備份（backup）。用公認很可靠的 analogue 傢生同步錄音，被認為是必須的。反正當年他們用的 Roy Wallace 設計的混音台有兩組輸出，一組去數碼、另一組去模擬就行了。

Decca 初期的數碼錄音都是這麼做（有 analogue 組員做 backup）。他們也不是唯一一間公司咁做。在很著名的 1981 年 Glenn Gould《Goldberg Variations》錄音，CBS 也是用 dual approach。事實上廿幾年前 Sony 重新發行（用 “State of Wonder” 這個標題）該錄音，就摷出模擬式母帶來做，認為比原母帶（digital）好聲。

怎會這種情況呢？

咪（話筒）拾音本質就是一個 analogue 的事情，早期的 analogue-to-digital converters 可以給出一種很清脆乾淨的聲音，但是也傾向於 brittle。當年的平衡工程師 James Lock 跟他的同事說，他是刻意用一種很 close up 的方法去示範新錄音的透明度。（《留聲機 Gramophone》雜誌的首篇 review 形容為「喧鬧且歡騰的發行」，並稱讚具有「驚人清晰度」。然而過了一段日子後，樂評除了批評 too close up 也提到缺乏 Hall 聲；亦嫌早期數碼錄音在高頻部分過於「生硬」或「刺耳」。）

James Lock 曾明文禁止日後的 reissues 使用電子迴音器去進行聲音的潤飾。今次做的 analogue cut 工程師 Rainer Maillard「走精面」，他利用德國 Emil Berliner Studios 的 echo chamber 去模擬出維也納「黃金大廳」的那種 bloom，既沒有抵觸 Jimmy 大哥留下的訓令又達到他要的目的！

輿論對 Boskovsky 領導的維也納新年音樂會之評價

這專輯記錄了維也納音樂家博斯可夫斯基（Willi Boskovsky）最後一次站在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指揮台上 – 這是他第 25 次以此身份亮相，儘管他一直都是維也納愛樂樂團的其中一位 concertmasters。 評論家普遍認為，博斯可夫斯基與維也納愛樂的合作展現了道地的「維也納風味」和獨特的歡樂感。

這種觀點在與後期指揮家的對比中尤其突出。博斯可夫斯基被稱讚能透過音樂傳遞純粹的樂趣與喜悅（Fun and Joy），這種對場合氛圍的精準掌控，被認為比後期某些過於嚴肅或矜持的指揮家，更恰當。

有說博斯可夫斯基的基因裡就帶著維也納式的輕快搖擺（Viennese lilt），他使用的彈性速度（rubato）被認為極自然、順滑且帶有「不可抗拒的流動感」。後來的指揮名家例如卡拉揚和「三 M」（Maazel、Mehta、Muti）等更多是從純粹交響樂的角度去雕琢曲目，被部分評論認為削弱了音樂原有的輕鬆和歡樂。 儘管克萊伯（Carlos Kleiber）因其卓越的音樂性被公認為「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巔峰」，博斯可夫斯基被視為「維也納家庭聚會式氣氛」的最後守護者。隨著他離任，音樂會逐漸演變為全球矚目的國際盛事，在一些樂評人眼中失去了那種純粹的「舊維也納」（Altwienerisch）魅力。《留聲機》在回顧 1979 年這個錄音時指出，它展現了維也納舞曲的優雅與格調；而這種感覺在博斯可夫斯基之後的新年音樂會中僅是「偶爾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