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 Alice Sara Ott – 在鋼琴上自由翱翔

曾幾何時,有人批評「新一代」演奏家空有高超技巧,卻沒有個人風格,來到近十年,演繹個人化、風格辨識度高的年青音樂家愈來愈多,又聽到另一種質疑。好吧,無論如何,要數具有明顯個人風格的音樂家,Alice Sara Ott 肯定是其中一。

密集的飛行與演出,學習新曲目的時間並不多,同時需要在為數不多的彩排時間內與樂團磨合,體力、意志、抗壓以及溝通能力缺一不可,Alice在接受是次訪問之前,才剛剛完成與澳門樂團的彩排,「這是我第一次來到澳門,也是首次演奏舒曼《A小調鋼琴協奏曲》,場地聲音很「乾」(dry),令我有點擔心,本來我並不喜歡使用踏板,但這次實在非用不可。」

語畢,Alice 依然眉頭緊皺,顯然壓力未消,她曾經在 2013 年香港藝術節期間一次訪問之中表示,對每年六十多次的演出場次感到疲累,「是有這個希望,但情況至今未有多少改變。」Alice 苦笑,「面對壓力,我的對抗方法就是睡覺,在早上完成彩排之後,一直睡到黃昏。在休息室還會大聲播放 Led Zeppelin、Pink Floyd 等音樂,直至需要我出場為止。」

減不了演出場次,不過 Alice 還是有方法平衡工作與生活,「我每年都會為自己安排一個假期,一整個月呆在父母家中,完全不碰鋼琴,做一些蠢事(stupid things),爸爸媽媽亦不會過問我的工作,甚至不會理會我是否當上職業鋼琴家,他們給我絕對的自由。」

「自由」對 Alice 來說是一種寶物,也是一種習慣,從她小時候入讀薩爾斯堡 Salzburg Mozarteum、師從 Karl-Heinz Kämmerling 開始,就得到音樂上的「自由」。「Kämmerling 沒有直接教授演奏技巧,只是一直給我們啟發,讓我們自己去找方法,既沒有固定答案,亦不會播放錄音,以免我不自覺地模仿他人。畢竟每個人雙手都不一樣,沒有人比自己更清楚哪一種指法最適合自己。」

享受到「自由」之後,Alice 更不願被制限,「我一直不太願意參加鋼琴比賽,那個世界太狹窄了,當然,我是非常敬佩那些獲獎無數的演奏者,但我實在不想留在那個世界。

「每個人都有權選擇(自己的生活),一切只看你是否願意行動,還是不斷為自己找藉口,年青的時候就是要玩、要嘗試、要戀愛、要感受甚麼是心碎、做一直蠢事,而非被樂器困住。在『音樂家』身分之前,首先大家都是一個『人』,要經歷『人』需要經歷的人事物,別要被其他身分所局限。」

不願被設限,亦不想成為他人的限制,尤其是同樣身為鋼琴家的妹妹 Mona Asuka Ott,「我和 Asuka感情非常好,每天都透過 iPhone FaceTime 見面。她比我更成熟,經常制止我做蠢事!(大笑)她有自己一套想法,雖然我們曾經都跟隨 Kämmerling 學習,不過她之後找到另一位老師,走出自己的道路。現在她工作時不再用 Ott 這個姓氏,她只是 Mona Asuka,不是其他,我對此非常支持!」

工作密度,對現在的 Alice 來說,也許是難以突破的限制,但與此同時,她亦嘗試走出音樂,體驗更多新事物,例如和德國皮具品牌 Leonhard Heyden 合作,設計一系列旅行袋,「一般旅行袋在海關檢查時非常不方便,要將裏面的電腦、雜物、有的沒的逐一拿出來,然後又要花時間逐一放回去,你不覺得這樣很麻煩嗎?(瞪眼)不能簡單一點嗎?所以我自己動手設計。」成為音響品牌 Technics 的代言人、設計即時通訊軟件 Line 的表情 icon,同樣是 Alice 走出音樂家身分的新嘗試。

就算在音樂世界,她亦希望走出自己的道路,演奏不同時代的音樂,《Scandale》、《The Chopin Project》正是例子,曾經有演奏家指出,與現代作曲家交流的經驗,對於理解已故作曲家的作品有所幫助,不過對 Alice 來說並非如此,反而為她帶來另一種體驗,「(於《Scandale》專輯)與 Francesco Tristano 合作,總會令我生氣(半開玩笑半認真),我有自己的堅持,有時間甚至要他嘗試我的方法。練習時也出現不少『狀況』,我已經不是『晨型人』,但他比我還要晚起床,總是遲到……(大笑)」

Archimedes

音響、音樂、耳機、電影、奇幻文學、汽車、鐘錶、葡萄酒…男人喜歡的玩物,幾乎全部上癮,奈何物慾無窮而金錢有限,只好努力工作、再工作、還是要工作…